我的“饭局三不”
　　我对饭局是有“讲究”的，这“讲究”是慢慢形成的。
　　饭局应该是轻松愉悦的，几个好友，交杯换盏，有不可做之事，而无不可说之言，推心置腹，畅所欲言，岂不快哉！然而，偏请来一个“领导”，于是众人就开始围着“领导”转，尽奉阿谀之词，尽献谄媚之态，弄的人不知该说什么好。如果是出于什么需要，我也能理解。偏偏有一次，几个人相聚，只为喝酒，都是“在野”之人，本该没有什么“图头”。没想到又请来一个“领导”，他年纪比我小很多，众人却把他拥到了正座，让我坐在了偏席，弄得我不爽，很有点受辱的感觉。此后，我就给自己定了一条“原则”：在一般情况下，有“领导”的饭局，不去。
　　饭局，饭就是吃，没问题。局呢？局，设局、布局、棋局，这可有点陷阱的意思。有一次，几个人约我吃饭。酒喝得很好，饭吃得很好，话说得很好，我很高兴。饭局结束时，一个人拿出一份稿子，摆在我的面前：“任老师，我要评职称，您还得照顾啊，拜托啦！”我立刻就感到，自己被人弄到“局”里去了。从此，我给自己定了一条“原则”：在一般情况下，这种“设局”的饭局，不去。
　　饭局不是吃饭，而是吃品位，吃风度，吃文明。你看，大家不停地用餐巾纸擦嘴，动筷子动勺，夹菜喝汤，你推我让，彬彬有礼，都尽量表现得文雅。然而，就在这样的饭局上，突然冒出一人，满嘴国骂，说黄段子，污言秽语，不堪入耳，一下子就弄得人没了胃口。于是，我给自己再定一条“原则”：在一般情况下，有这种人在的饭局，不去。
　　这就是我的“饭局三不”。
　　我的“穿衣带帽”
　　小时候，我喜欢穿蓝色的衣服。这或许和我是铁路子弟有关，上小学是呼铁三小，上中学是呼铁一中，生活在“铁路圈”里。铁路上的人是有一种自豪感的，整齐划一的蓝色铁路制服格外引人注目。我在“无意识”中喜欢上了蓝色服装。
　　到了“文化大革命”，我又喜欢上了绿军装，因为绿军装有“革命”气息，穿上绿军装，就感觉走在了革命的行列里。那时谁能淘换到一身绿军装，就意味着有本事、有门路。绿军装的领子里露出一圈白衬衣，那就更显精神了。因此，我还喜欢白衬衣。
　　去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我喜欢洗得发白褪色的兵团服，因为在新兵面前那显示出一个老兵的成熟与资格。
　　返城工作以后，我喜欢上了蓝色的“涤卡”中山装。“涤卡”是时髦的，在城里工作的人都喜欢穿“涤卡”上衣和帆布工装裤，因为这种“标配”标志着有工作，而不是仍在乡下插队。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，社会大变，穿中山装的人大为减少，寥寥无几，穿西服的人遍地都是，随处可见。西服挺括、洋气。和西服比，中山装就显得不入时，甚至有些土气了。我喜欢上了西服。穿西服，我特有感觉。西服、领带，成了我的最爱。
　　我的“扫盲”
　　朋友转发了一个帖子，历数了中国古代的禁书。中国古代的禁书我没怎么听说过，但是现代的禁书我却遇到过。
　　“文革”期间，差不多所有的书都成了禁书，除了《毛主席语录》以外，几乎无书可看。我有幸弄到了几本书：《钢铁是怎样练成的》《红岩》《青春之歌》什么的，还得偷偷看，生怕让人知道了，说我看“大毒草”。
　　中学毕业后，我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洪流裹挟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，在那片荒凉的原野上，更看不到书了，犹如掉进了文化沙漠。于是，我就托人从家里捎来了《红岩》和《青春之歌》，没想到让连长知道了，说是“借去”，其实就是没收，因为“有借无还”了。每天挖大渠，除了挖大渠还是挖大渠，犹如愚公，每天挖渠不止。渠越挖越深，越挖越长，我离书本越来越远，书对我越来越陌生。我想到了《鲁滨逊漂流记》。荒岛上的鲁滨逊由于与世隔绝，整日与禽兽为伍，竟然失去了语言能力。我想，长此下去，与书隔绝，我会不会有一天失去阅读能力呢？一想到此，心中便生出几分惶恐。
　　“文革”结束，书店里忽然一夜之间出现了那么多的书，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古代的、现代的、小说、诗集、剧本、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、雨果、巴尔扎克、肖洛霍夫、别林斯基、杜勃罗留波夫……有的是早就听说过的，有的是第一次见到的，想不到，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多书！我真恨不能把它们一下子全装到肚子里！
　　我一点点地看着这些书，感觉是在扫盲……附录：“文革”禁书一瞥：
　　《大学》《中庸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老子》《庄子》《墨子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《红楼梦》《西厢记》《雾都孤儿》《呼啸山庄》《哈姆雷特》《傲慢与偏见》《歌德谈话录》《基度山伯爵》《悲惨世界》《茶花女》《高老头》《包法利夫人》《红与黑》《约翰·克里斯朵夫》《喧哗与躁动》《飘》《马丁·伊登》《最后的莫西干人》《雪国》《失乐园》《伊利亚特》《唐吉诃德》《牛虻》《静静的顿河》《复活》《战争与和平》《罪与罚》《安娜卡列尼娜》《别林斯基论文学》《车尔尼雪夫斯基选集》《杜勃罗留波夫选集》《普希金诗选》《艾青诗选》……